"我感染艾滋病这十年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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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导读
他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。
他在市传染病医院一间8平方米的病房一呆就十年。他在家人、护士及一些社会人士的关怀下,现已重树生活的信心……
昨日,重庆市传染病医院。
医院二科坐落在门诊部后面的半坡。长长的过道,除偶尔有戴口罩的医护人员匆匆来回于病房外,整栋房子安静得让人窒息。过道一头的几间病房,被两层玻璃门拦住,第一层玻璃门上方贴着一个硕大的“静”字。距第一层1米多的地方是第二层玻璃,上面贴着血红色的提示语:请戴口罩、穿鞋套……里面,便是艾滋病病房。
艾滋病感染者王民(化名)住在22号病房。尽管采访王民获得了院方同意,但医务人员还是要按程序查验证件。“这是规定,我们不能违反。”
经医务人员联系,当王民走出两层玻璃门来到面前时,记者伸手与他相握,他竟侧身躲过,笑着拒绝:“别人见我躲都来不及,你还敢和我握手?”
吸毒染病
“开始,我还庆幸毒品没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可怕。直到半年后,我才知道自己已上瘾了。”
走进22号病房,王民推开窗户,一缕阳光钻进房间。
“再过几天,我在这间病房就住了整整十年。十年啊,我终于挺过来了!”王民站在窗边笑着说这话的时候,阳光正照在他脸上。
“干脆,我们到外面去聊。”王民觉得在病房谈话放不开,提议到室外林中专供病人休息的地方慢慢聊。
王民45岁,渝中区大同路人,原是石桥铺一企业职工。
王民讲述:15年前,一个朋友到我家串门,拿出随身携带的海洛因让我看。我出于好奇,第一次将一耳勺海洛因放进烟里吸食。之后,我连续试了几次,均没上瘾,我还庆幸毒品没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可怕。直到半年后,我在一次出差途中突然感觉心慌,且特别想吸毒。经别人提醒,我才知道自己已上瘾了。
从此,仅5年,王民几万元积蓄全部吸光,还经常撒谎向父母索要毒资。为此,他和妻子分道扬镳。
10年前,王民吸毒时被警方现场抓获,送到戒毒所强戒。警方为他检查身体时,发现他感染了艾滋病。
“开始我不相信。”王民以为检查出了错。他说,自己曾3次与毒友共用一个针管。他觉得三次就感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不大。民警把他的血液送到成都再次化验,确诊无疑后,他不得不相信了。“完了,完了!我当时头脑一片空白,觉得一辈子就此完了。”忆及十年前的情景,王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。
当时,由于重庆发现感染艾滋病的人不多,他被送到市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。从此,他住进了8平方米的病房。
#p#副标题#e# 隔离治疗
“得癌症死了,别人绝不会说三道四,但感染了艾滋病,即使死了别人也会嗤之以鼻。”
“当时我很悲观。”王民隔离治疗不久,他被家人接回家过节。路过石桥铺一家熟人开的餐馆时,见有朋友在吃饭,他去和朋友摆了几句,餐馆老板立即上前,“客气”地请他不要在此呆久了,说是会影响他的生意。当他知趣地退到餐馆旁熟人的茶馆,和另一朋友打招呼时,茶馆老板也“客气”地请他站在外面说话。
“那种场面好尴尬。”王民对感染艾滋病没有任何心理准备,几次尴尬让他觉得太丢人。
“得癌症死了,别人绝不会说三道四,但感染了艾滋病,即使死了,别人也会嗤之以鼻。”多次碰壁后,王民最怕见到熟人。
王民讲述:后来,我主动向单位辞去工作。即使单位让自己继续上班,肯定没人愿意和我同班。辞去了工作,我成天在病房睡觉,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,以此等待死神降临。这时,我背着医护人员,仍经常偷偷吸毒。
只有父母没有嫌弃我。隔离治疗后,很多朋友都离我而去。我父母虽心里难过,但隔三差五仍到医院看我。见我身体一天天消瘦,每次,母亲都要给我煲一锅汤,带一些熟食,临走还给我两三百元钱。
“父母每次来看我,我都要难过好几天。”王民说,父母都七十多岁了,本来身体就不好。他们每次大老远来,佝偻着身体,高一脚矮一脚,稍不注意就可能摔倒,让人很担心。隔离治疗一段时间后,王民开始反省:偷吸毒品实在对不住父母。他每次最怕看到父母离开病房时对自己那种期盼的眼神,“父母一走我就关闭房门一个人流泪,发誓一定戒掉毒瘾。”为此,王民三次主动到戒毒所强戒。后来,他终于远离了毒品。
#p#副标题#e# 从死到生
“他们不但没歧视我,还把我当朋友。我的人格得到了他们的尊重。”
这些年来,王民考虑别人对艾滋病的顾虑,自己也变得很自闭。“侄女8岁了,我一次没抱过。”王民没有子女,自与生活五年的妻子分手后,他再没接触过女人。于是,他把对孩子的渴望和爱倾注在侄儿、侄女身上。他尤其喜欢哥哥8岁的女儿,每次他被接回家团聚,侄女都要亲近他。侄女要他抱,他也想抱抱侄女,但每次父母和家人都有意不让侄女亲近他。遇到这种情况,王民也只好悄悄躲开,把对侄女的爱藏在心头。“为避免尴尬,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”
王民讲述:逢年过节,家人也会把我接回家,为我专门摆一副碗筷。家人还是与外人一样,对我“另眼相看”,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虽然,我很理解他们的做法,但是,他们对艾滋病的理解不够。其实,艾滋病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,它除了吸毒、性传播、母婴传播和血液等几种传播途径外,一般是不会感染的。我也是在感染艾滋病后,通过医生讲解和看书获得这方面知识的。
王民最初隔离治疗时,每天的活动范围被固定在8平方米。为此,他很不习惯。加之想到自己活不了多久,心里总是闷闷不乐,并有过一死了之的念头。“是护士拯救了我。”王民说,十年来,护士换了一拨又一拨,自己却一直住在22号病房。最初,医院设备很差,护士担心他难熬,特地给他找了一台旧电视。得知他洗衣服没有衣架,护士专门从家里给他带来衣架。“他们不但没歧视我,还把我当朋友。我的人格得到了他们的尊重。”
“我们对所有病人都这样,你不要觉得这是对你的特殊照顾。”护士长肖文秀开玩笑说。她说,尤其感染艾滋病的病人,更需要得到心灵上的安慰。王民经过护士的经常开导和鼓励,逐渐树立了战胜病魔的信心。于是,极度无聊时,他开始用书籍打发时光。病房里,一个简易的书架分为三层,每层都塞满整齐的书籍。
“十年来我记不清看了多少书。”王民通过阅读,知识面宽了,心胸也宽了。为打发时间,他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。
现身说法
“活一天,就要为预防艾滋病多作一些宣传。”
“他这几年像变了个人,成了病人中的活跃分子。”肖护士长说,过去王民不愿离开医院与外界接触。近两年来,他经常与医护人员一道,去社区搞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,把自己的经历当活教材,劝导别人珍爱生命、远离毒品、正确认识艾滋病。
说到对活动的热心,王民返身进入病房,指着书架上与濮存昕的合影说:“他对我影响很大。”
王民讲述:2002年,濮存昕作为预防艾滋病的形象大使到医院看我。他不仅和我握手,还和我交谈了很久,鼓励我好好养病,战胜病魔,最后与我合影留念。每当我心灰意冷的时候,一看到这张照片就又有了信心。
还有一次活动让我印象很深。前年的艾滋病活动日,我与医务人员到三峡广场搞宣传。我的“现身说法”感动了市领导。市领导主动上前与我亲切握手,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,对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。从此,我更是看到了生活的希望。决心活一天,就要为预防艾滋病多作一些宣传。
“他为很多艾滋病感染者作过思想工作。”肖护士长说,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刚入院时很悲观,王民知道后主动去做思想工作,鼓励病友振作起来。“他出面,比我们做工作更奏效。”
去年底,万州的小李因感染艾滋病住进医院。小李觉得无法面对亲人和朋友,不堪打击,想一死了之。王民得知后,以患者的身份向小李“现身说法”,在他的影响下,小李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心。前不久,小李出院时,还特地给他留下联系方式,表示今后要多与他联系,共同坚强面对生活。
“通过做工作,我可以多交些朋友。万州的小李、渝北的小杨……”王民细数做过思想工作的艾滋病感染者,脸上有了几分成就感。
王民说,他目前视力不如从前,反应比以前迟钝,身体免疫力越来越差,但在医院鸡尾酒疗法的治疗下,他对自己充满信心。“毕竟,全社会关爱艾滋病感染者的人,已越来越多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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